▲国际世界宣明会主席兼总裁任开文在第二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开幕式上讲话
第二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开幕前,国际世界宣明会主席兼总裁任开文(Mr. Kevin Jenkins)在北京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本公众号得到授权原文转载专访报道:
宣明会主席:终止儿童受暴需要世界共同行动
2017年12月03日 07:56
世界宣明会主席任开文接受财新记者专访表示,儿童受暴的关键在于其社区秘密性,不被人所知,需要多方力量才能改善
任开文认为,儿童受暴的关键在于社区秘密性,因此需要多方力量才能改善。在紧急情况的后续救援中,应关注儿童的心理重建与失学问题。图/东方IC
【财新网】(记者 黄子懿)“终止儿童受暴需要世界共同行动。”11月28日,在世界慈善论坛大会开幕之前,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主席兼总裁任开文(Kevin Jenkins)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
世界宣明会(下称“宣明会”)是一个从事国际救援、发展及公共教育的民间机构。上世纪90年代,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和中华慈善总会推荐,宣明会进入云南开展扶贫救助活动,后拓展至全国14个省份。1982年到2016年,宣明会对华公益事业支出总额约4.08亿美元。
11月29日,宣明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签署协议,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及非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投入10亿美元,以降低新生儿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改善孕产妇与年轻妈妈们的健康状况。
任开文自2009年开始担任宣明会主席兼总裁,曾在多个国家做扶贫、社区营造以及儿童权益保护相关工作,同时还参与了海地地震、非洲地区冲突等紧急情况的灾后救援。
任开文认为,儿童受暴的关键在于社区秘密性,因此需要多方力量才能改善。在紧急情况的后续救援中,应关注儿童的心理重建与失学问题。
他还表示,2017年,世界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主要集中在亚非地区。这些问题暂时看来是无解的。无论是联合国还是NGO在当地都极度缺乏资金,并且联系薄弱,因此必须让资源流动起来。
财新记者:2017年3月,一位联合国官员称,世界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亚非地区有四个国家、超过2000万人面临饥荒和战争威胁。你怎么看?人道危机存在吗?如果存在,应该何解?
任开文:从数据上讲,他是对的。我也经常定期在这些危机地区考察并做相关工作,所见所闻让人伤心,比如在民主刚果,就曾遇见一个14岁的小女孩,亲眼看到自己双亲受难。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很多,但全球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因此也不会关注,所以我们需要有识之士在世界范围内呼吁: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目前有超过6000万人流离失所。人心不会因数字而触动,但会为个体故事而动容。
这些问题暂时看来是无解的,就像叙利亚危机一样,是长时间累积社会矛盾的爆发,南苏丹的难民危机同理。尤其是,在以上地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NGO都是很极度缺乏资金的,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很薄弱,也不知道如何消化这些人口。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都只聚焦本国内部事务,缺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如果我们都有共生的视野,让资源流动起来的话会好很多,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极端分配不均的。
财新记者:宣明会曾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很多救援工作,以灾害救援、人道主义救援为主。灾害救援有哪些要注意的?
任开文:灾害救援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你一定得有准备预案,在全球范围内有救援能力的团队,能够在24小时至48小时内到达目的地,我们现在能同时进行三起全球重大灾后救援工作。同时,灾害救援的应急反应有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最好由有经验的成员出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特别关注灾害中的儿童救援,比如儿童与其家人是否特别需要庇护所,因为灾害容易催生儿童的应激反应。有趣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一般救援介入几周后,儿童及其家人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是能否继续上学,他们普遍不想在转型期长期失学,这时候他们生活的优先级将有所变化。
整个过程很艰难,尤其是心理重建,需要耐心和时间。最大的困难在于,在灾害发生后,善款一般会来的很快,通常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但之后这个漫长的重建过程,很多都是缺乏资金的。人们一般愿意捐赠都是朝着实体实物,比如清洁的用水,但心理重建的社会支援是很难募集到资金的。
财新记者:你提及了对儿童的关注。在中国,近期大规模爆出了幼儿园虐童案。针对儿童的暴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任开文:对儿童的暴力在世界各地都有,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我们已经在30个国家发起了“终止儿童受暴需要一个世界的努力” (It takes a world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的倡议,2018年将会在中国发起。
针对儿童的暴力背后其实是每个人的问题。儿童暴力的关键在于,这是社区的秘密,不被人所知,比如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很多人觉得这很羞耻,不会说出来。但即使取证困难,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措施防止暴力发生:警察的抽查、教育部门的抽检、老师的资质与无犯罪纪录、培养一定的防儿童暴力意识。有了这些,即使有些初期的小范围事件,也不会发展成严峻的事态。如果儿童感觉不安全,他们的学习、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带来其他问题。
财新记者:前段时间,在中国儿童公益界有一场讨论,有关0-3岁儿童的早期发育。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认为,孩子3岁时,认知能力基本确定而不可逆。因此要加大农村地区孩童营养干预,他并号召妈妈返乡。你怎样看待早期儿童发育的重要性,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任开文:罗斯高教授不是第一个强调儿童早期营养对认知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此前学界已有很多研究,界定范围从0-3岁到0-5岁不等,甚至有的还囊括了妈妈怀孕期间。这点我认同他。
至于解决方案,其实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不能想当然地说所有进城务工的妈妈都直接返乡。另外,我觉得营养片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最长远的还是培养社区的营养意识和知识,因为很多地区并不是没有营养食物,而是当地人不知道去种植或培育这些营养作物。因此要帮助社区种植健康的粮食,减少化肥,需要有一个关系长久升级的解决方案,不能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冒出来。
财新记者:除儿童外,你也一直很关注社区营造与赋权。能否分享一下在社区开展项目的经验?如何恢复贫困社区的自我造血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实现自力更生和持续发展?
任开文:首先我觉得社区营造并不只是宽泛地加强社区能力,也包括了社区意识的提升。去年我去了一个印度的社区,当地妇女告诉我,此前没有人听她们的声音,她们自己也很少出来,更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用其话说就是“躲在门的后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做法都是组建小组,比如妇女小组等等。我们去到社区,就将这些妇女聚成一组,告知她们理应有什么样的权利、法律上规定的受教育权是怎样的、训练他们如何动手等等。当时她们的社区就急需清洁用水,我们就从这方面开始着手培训。
一年之后,我们再去,发现她们的社区意识随着自己的赋权意识的改变而改变,她们一起存钱,甚至开始为社区投资。儿童方面我们也会组建学校里的学习小组和兴趣小组,将社区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他们和地痞流氓、毒贩子的接触。这些小组不仅教授课堂知识,也有生活技能培训。
财新记者:我注意到宣明会的项目基本都是以15年为刻度的,认为贫困是多维度的,不是单一方案可解,所以在社区开展农业、水利、医疗、教育等工作。多维扶贫是否遇到挑战? 15年的时间是基于什么考量?
任开文:贫困的确是多维度的,但不能同时在社区里开展诸多项目,比如五个类别的工作一起。不同的干预措施应当设置不同的优先级。
举例来说,我们很多社区项目都是从清洁用水入手,项目涵盖的内容从开凿水井、安装净化水设备、到建设厕所、洗手设施、开展卫生知识培训等。保证清洁用水就相当于减轻了当地社区的健康隐患,儿童不会因为水的不干净因病缺席课堂,父母身体健康、工作质量有了保证。在很多非洲社区,社区内有干净水井意味着父母或孩子不会每天徒步两小时去取水,这样会节省他们每天4小时用以工作或学习。
15年的时间段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去适应当地社区,搭建干预的基础架构。另外,有时间刻度也是一种提醒,即我们会在这里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然后会离开。我们所做的干预,不是长期职责,很多是政府的或者社区自身的责任。
我们并不是到社区后,就给他们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答案,可以帮助他们改变。一开始我们就会说,我们会走,15年之后就走,你们要学会自力更生、自我造血。我们不会待到所有事情搞定了才走。大部分社区都会待满15年,也有些待不满15年就能离开的。
我很愿意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记录、评估这个过程,不论最后好或坏,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好的。有好的案例在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印度等国家,中国云南也一些项目也在逐渐收尾。
财新记者:中国宣布2020年要消灭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你觉得这个工程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脱贫工作?
任开文:2020年到现在只有三年,我的理解是这三年里要消灭“极端贫困”。我对中国脱贫工作中的贫困户及社区的识别印象特别深刻,包括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等等。根据我的项目经验,这些工作精准识别了贫困户。我们在云南有一个扶贫项目,其中70%以上的帮扶对象都被当地政府列为了贫困户。
财新记者: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正式施行,这部新法将境外NGO全面纳入法治化管理,过往的灰色地带,将逐渐消失。你认为,这对中国社会组织和境外NGO合作有何影响?
任开文:这部法律赋予了境外NGO更多的确定性,而不是模糊性,后者在过往很长时间都存在。我觉得这部法律的目的是为境外NGO与本地NGO合作创造空间,并规范化管理。但其中,有些制度,比如融资机制还有待完善。长期效果拭目以待。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财新记者:中国有很多NGO也正尝试着走出去。境外NGO在推动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促进国际公益领域协同合作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任开文:我个人其实没有太多和中国NGO接触的经历,但通过NGO圈子里很多同行、朋友有所了解。中国NGO想要走出去,面临着能力和文化上的鸿沟。中国NGO的强项在于很懂得如何在中国做公益,但是在国外可能需要重新适应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生态。此外,搭建自己在当地的财政机制、沟通渠道等专业领域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总之,我觉得会有一个很陡峭的学习曲线。
这也为我们这些境外NGO提供了合作机会,很多境外NGO的专业之处就在于有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工作与项目经历,无论是在儿童的纯母乳喂养、女童拐卖,还是在社区赋权上。我们不能做所有事情,中国NGO走出去正好也为境外NGO提供了机遇。■
财新实习记者樊朔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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